原告訴稱
陳女士向本院提出訴訟請求：1.判令位于海淀區X號房屋歸我所有；2.訴訟費由諸被告承擔。
事實和理由：我與諸被告系兄弟姐妹關系，母親楊女士于2007年去世，父親陳某鵬于2011年12月22日去世。2011年9月18日，我和父親作為被安置人口共同獲得了海淀區X號房屋一套。為避免日后子女產生遺產繼承糾紛，父親于2011年12月16日立下遺囑，將該房屋份額留給我所有。
2021年7月，該安置房屋可以辦理產權手續，我多次與諸被告協商，要求協助辦理，因分歧較大，沒有達成一致，無奈訴至法院，請求判決。
被告辯稱
陳某英、陳某鑫辯稱，安置房屋系陳某鵬個人財產，系以陳某鵬與其愛人楊女士承租的公房拆遷所得，與陳女士無關。陳某鵬從未上過學，戶口簿文化程度登記為“初識字”，故陳某鵬不具備簽署代書遺囑的認知能力。
該遺囑形成于陳某鵬去世前6天，根據其生前5個月的病歷，陳某鵬不具備主動聯系代書人和見證人的身體條件。陳某鵬在立遺囑時沒有手機、座機，家中更沒有打印機，不具備聯系見證人和代書人，也不具備打印遺囑的客觀條件。立遺囑人簽名為“陳某鵬”，與戶口登記和拆遷協議上“陳某鵬”的簽名不一致。故我們認為陳某鵬不具備簽署代書遺囑的認知能力、身體條件和其他客觀條件，該遺囑非陳某鵬真實意思表示，應屬無效，安置房屋應按照法定形式進行繼承分割。
陳女士提交的代書遺囑未明確代書人，陳某鵬的簽字與簽署日期也非同一人書寫，根據規定，自書遺囑的效力要大于代書遺囑，由此類推解釋非立遺囑人親自簽署日期的代書遺囑亦應無效。被繼承人去世十余年，陳女士從未提及其持有遺囑，直到本次訴訟才告知，故不存在多次就辦理產權事宜進行協商的事實。涉案房屋在被繼承人去世后，一直由陳女士出租并收取租金，故我們主張依法繼承分割自2012年至2022年10月期間的租金收益543833元。
陳某輝辯稱，遺囑上的文字不是陳某鵬書寫，該遺囑的形成也沒有多方簽字證明，無法證明遺囑是陳某鵬真實意思表示，故我認為遺囑無效，應按照法定形式繼承房產和出租收益。
法院查明
陳某鵬、楊女士夫婦育有三子一女，分別是長子陳某英、次子陳某輝、長女陳女士、三子陳某鑫。楊女士于2007年12月25日死亡并注銷戶口，未留有遺囑；陳某鵬于2011年12月22日死亡并注銷戶口。
位于海淀區X1號系陳某鵬承租。2011年9月18日，北京F公司（甲方，以下簡稱F公司）與陳某鵬（陳女士）（乙方）簽訂《北京市城市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協議》（以下簡稱《拆遷協議》），對X1號房屋進行拆遷，安置海淀區X號（以下簡稱X號）、《拆遷協議》尾部有陳某鵬簽字并捺手印及F公司蓋章、委托代理人簽字，日期以下甲方處有趙姓和高姓人員簽字，乙方有陳女士簽字，時間為2011年9月18日。
同日，F公司還與陳某鵬、北京Y公司（以下簡稱Y公司）簽訂《拆遷安置補充協議》（以下簡稱《補充協議》），就X號房屋具體地址、入住時間及相關費用負擔等問題進行了約定。庭審中，陳女士主張X號房屋系其與陳某鵬的共同財產，除提交有陳女士簽字的《拆遷協議》外，還提交拆遷檔案中陳某鵬簽字的《聲明》，內容為：本人陳某鵬現有X號樓房一套，本人同意去世后將該房由其女兒陳女士本人繼承。諸被告對《拆遷協議》真實性無異議，但不認可證明目的，并認為X號房屋系陳某鵬的個人財產；對《聲明》的真實性和證明目的均不予認可。
陳女士就X號房屋由其繼承一節，提交2011年12月16日的《談話筆錄》、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、遺囑（打印版）及代書現場照片。
其中，《談話筆錄》顯示，陳某鵬委托鄭某律師、吳某助理及見證人孫某、田某辦理遺囑，述明家庭人口情況，明確拆遷款中的100萬元已均分給四名子女，拆遷剩余款項及安置房屋遺留給陳女士，并敘明其文化程度為初中，因書寫困難，但可以簽署姓名。
陳某英、陳某鑫對該證據真實性、合法性及證明目的均不予認可，認為鄭某和吳某只是在場人，并沒有陳某鵬的授權委托書及委托合同、發票，不符合律師見證工作細則的規定，陳某鵬戶口簿上的文化程度登記為初識字，與筆錄記載不符，由此佐證陳某鵬的意識不清楚，宣讀筆錄并無錄像輔證陳某鵬已理解相關內容，陳某鵬的書寫日期與簽名不一致。陳某輝認可陳某英、陳某輝的質證意見，并認為筆錄中記載三個兒子的名字有誤，拆遷款項未核實清楚，由此推斷陳某鵬并未核實筆錄內容。
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載明，“一、我本人有樓房一套，在我去世后將該房產留給我的女兒陳女士個人所有，其他人不得干涉；二、由于房產證正在辦理之中，如以后產權證明上的地址和面積有出入，以產權證明為準；三、我本人有拆遷補償款一百三十三萬元，在2011年已經按照四個子女每人二十五萬分給了他們，余款三十三萬，由我本人生前支配使用，在我去世后，如有余款，歸我女兒陳女士繼承；四、我本人在世時居住在該樓房內，只有我去世后，陳女士才可自由支配該樓房；五、我的女兒全家必須照顧我的生老病死，如果有不孝順，打罵我的行為我有權利撤銷該遺囑相關內容；”。
前述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尾部立遺囑人處有陳某鵬簽字及他人代書日期，見證人及代書人均簽字和日期。陳某英、陳某鑫對該證據真實性、合法性及關聯性均不予認可，并認為遺囑中未按法律規范明確代書人，且兩名代書人不符合代書遺囑的形式要件，立遺囑人簽署的名字與《遺囑（打印版）》的簽名不一致，該遺囑無效。陳某輝同意陳某英、陳某鑫的質證意見，并認為沒有證據證明存在銀行存款。
《遺囑（打印版）》行文與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內容一致，但尾部立遺囑人處簽名為“陳某鵬”及機打日期，見證人及代書人亦均簽字和日期。陳某英、陳某鑫對該證據真實性、合法性和證明目的均不予認可，并認為陳某鵬的文化程度僅是初識字，不具備對遺囑內容的認知能力，且身患重病，于立遺囑6日后去世，家中并無打印機，故不具備立遺囑人的身體條件及打印遺囑的客觀條件，同時，打印遺囑應兩人在場，一人打印，不符合打印遺囑的形式要件，簽字亦不符。陳某輝同意前述質證意見，并認為鄭某的兩個簽名中的一個未書寫日期。
現場照片顯示，陳某鵬與代書人、見證人在室內沙發上交談，并在代書人、見證人在場的情況下，在《談話筆錄》、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上簽字、按手印。諸被告認可現場照片中的老人系陳某鵬，但不認可該證據的真實性、合法性及證明目的。
陳某英、陳某鑫提交陳某鵬的住院病歷、死亡志和欠條，用以證明陳某鵬在簽署遺囑時不具備民事行為能力，陳女士以陳某鵬存款遺產分配的諸被告，與遺囑內容不符，故遺囑存在偽造。住院病歷顯示，陳某鵬于2011年12月21日入院，次日去世，入院檢查神清、精神差、表情痛苦、語言欠流利、查體尚合作、雙瞳孔正大等圓，對光反射靈敏。陳女士對上述證據真實性無異議，但不認可證明目的。
庭審中，本院根據當事人申請，傳喚證人吳某、孫某出庭作證。其中，吳某陳述其作為鄭某律師的助理，參與陳某鵬的遺囑訂立事宜，并根據陳某鵬與鄭某的談話內容，制作了《談話筆錄》和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，陳某鵬在敘述時意識清楚，且兩位見證人始終在場，因時間久遠，對于《遺囑（打印版）》和現場照片的形成已記不清。
孫某出庭作證，其受陳女士前夫請求到現場給陳某鵬立遺囑做見證，與另一見證人并不相識，陳某鵬意識清醒，其將房產留給陳女士，相關《談話筆錄》和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由吳某執筆，在宣讀后由陳某鵬簽字，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和《遺囑（打印版）》上的簽字均為其本人書寫，但《遺囑（打印版）》和現場照片的形成已記不清。鄭某（現場代書詢問人、本案陳女士訴訟代理人）陳述，現場照片使用照相機的延時功能拍攝。
諸被告對證人證言的真實性無異議，但認為兩名證人對現場環境、在場人數、立遺囑人全程姿態、見證人是否全程在場、照片形成及遺囑宣讀等細節問題回答不一致，且以記憶不清回避，故兩份遺囑均非陳某鵬的意思表示，應屬無效。
經本院釋明，陳某英、陳某鑫撤回對遺囑簽名的筆跡鑒定。經詢，諸被告認可陳某鵬在拆遷后分別給付四子女各25萬元。
裁判結果
一、陳某鵬與北京F公司和陳某鵬與北京F公司、北京Y公司于2011年9月18日分別簽訂的《北京市城市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協議》和《拆遷安置補充協議》中安置的北京市海淀區X號房屋由陳女士繼承所有；
二、駁回陳某英、陳某鑫的訴訟請求。
房產律師靳雙權點評
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。公民有權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。本案中，雙方爭議焦點在于X號房屋的權屬及遺囑的認定，對此，法院逐一論述：
關于房屋權屬問題。首先，X1號房屋系陳某鵬承租的公房，在楊女士去世后，陳某鵬作為被拆遷人，與F公司簽訂《拆遷協議》，與F公司和Y公司簽訂《補充協議》，該兩份文件的形成時間均為2011年9月18日。而陳女士在《拆遷協議》上的簽字位置在日期以下，顯然不符合常見的行文順序，與之對應的F公司工作人員簽名既未加蓋印章，且日期為2011年9月20日，無法認定其身份。
其次，《補充協議》系《拆遷協議》的補充附件，但該文件上并未列明陳女士，亦無其簽字。再次，《遺囑》和《談話筆錄》中均述明陳某鵬有X號私有樓房一套，如存在陳女士的份額，其應對此提出異議。綜上，X號房屋系以陳某鵬承租的公房拆遷安置取得，而陳女士名字出現在《拆遷協議》，顯然是后補上去的，并非被拆遷人，故法院對陳女士認為X號房屋為陳某鵬、陳女士共有的意見不予采信，X號房屋應為陳某鵬的個人財產。
關于遺囑問題?，F場照片真實反映了現場談話、代書的過程，使用延時拍攝亦符合當時的經濟狀況和科技水平，法院予以確認。談話筆錄雖有對子女姓名書寫錯誤的情形，但不影響立遺囑人對其遺愿的真實意思表示，且陳某鵬所述家庭成員、拆遷款分配、安置房屋位置等內容，基本符合客觀事實和老年人的現實狀態，日期簽署雖有明顯不同，但不影響陳某鵬遺愿的真實意思表示，法院予以確認。
談話筆錄是在兩名工作人員和兩名見證人在場的情況下進行，符合人數要求，至于其是否違反律師見證規則的抗辯意見，僅是對律師執業的要求，非法律禁止性規定，故諸被告對此的抗辯意見，法院不予采信。法律規定，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，由其中一人代書，注明年、月、日，并由代書人、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。根據前述法律規定，見證人既可以見證，也可以代書，但應以一人代書為原則，并由所有參與代書人員簽字。
本案出庭的兩名證人均自認和作證代書人為吳某，故是否標注代書人，并無法律規定；陳某鵬作為立遺囑人在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上簽署其姓名，法律并未像自書遺囑一樣，要求立遺囑人書寫日期；諸被告未就陳某鵬在立遺囑時不具備民事行為能力提供有效證據，且自陳某鵬死亡前的病歷記錄亦反映其意識清楚，故法院對諸被告的該項抗辯意見不予采信；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在內容上基本反映了客觀事實，且與證人所述基本吻合，兩證人因時隔時間久遠，記憶上存在偏差是符合客觀規律的，一些細節上的記憶錯誤，并不影響整體證詞的真實性。
綜上，本案中的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規定，內容真實，法院予以認定?！哆z囑（打印版）》雖與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在內容上一致，但陳某鵬姓名書寫有誤，且無法有效還原整個形成過程，在形式上不符合打印遺囑的構成要件，故法院不予認定。
綜上所述，陳女士依據《遺囑（手寫版）》主張X號房屋歸其所有，具備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，法院認定陳女士自立遺囑人去世時即已享有該房屋的權利，故陳某英、陳某鑫要求繼承出租收益的請求，沒有事實根據，法院不予支持。
